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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差点就同一位管理学研究生朋友一起去养蛇了——就算是管理学博士,我俩大抵也都厌倦了国内企业的老板文化和装模作样。我们不再愿意去“适应企业”,深知所谓的“适应企业”原本就不过是要适应老板那套“个人哲学”。当然这样的说法是站在对企业老板文化盛行的忧虑之上。同时,也不可否定地说,即便国内很多企业的管理现状已经落后至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但他们的管理者仍旧很难接受精益管理要求,更别谈什么创新的管理再造思路。多数情况下,有什么样的老板就一定会有什么的管理者,他们共同形成特定的企业。
  不过,我也不想推卸我和那位朋友在现实中屡屡遇挫的个人责任:对管理的真诚和直接,在这个过分提倡“和谐”的慢节拍社会未必受到欢迎——因为大多数的资源都已经或逐步控制在了少部分人手里。这些富人几乎在今后的很多年里,都不会遭遇生存质量明显下降的打击,公共制度还将持续地保证他们贵族一样的精致生活。所以,优秀人才面对这种现状,只能优先选择情感切入法,不选择则容易被现实无情地烙上情商缺陷标签。
  所谓情感切入法?无非是说东方管理具有情感能力大于理智能力的效果,和西方管理细致深入的理智方法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本质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东方管理是体现为强制的**、军事与经济权力为基础的老板文化及其讨巧的阿谀奉承等情感关系方面,而西方管理则因其组织相互间的结构制衡使得他们的能力倾向在不断提升的技术方法方面。
  对于这个所谓的情感管理,其实我们只要重视“潜规则”的存在,就可以看见其影响力。如果按照一位管理思想家的价值观,看待国内的一些企业在面对行业与产品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时的种种表现,我评价的言辞肯定是直接的,甚至会很尖刻,至少很难获得我的好评。我不断地倾听一些优秀的、积极的管理者来自不同角度的抱怨与哭泣。我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说:西方管理存在更多理性的涵义,强调个人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组织行为和私人角色之间较少受到个人思想的制约,规则的公开程度与条文的具体程度,以及就业的保障程度与*的救济程度均成正比关系;显然地,东方管理是以情感为中心的,强调个人组织能力的不断延伸,牺牲理性既意味着增加情感,也必然付出效率低下的巨大代价,具有抽象和无限外延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于确定问题性质的数量方面存在可操作的暗箱空间(领导弹性),以领导为核心的组织架构就变得极为重要,而如何营建领导关系的手段和目的也必然甚为暧昧。
  我也知道,我的上述“好言相劝”其实也在部分放弃或否认管理科学的使命与现实价值。但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优秀管理者学会如何自我保护,要让他们懂得在努力改造组织管理能力时,不至于受到该组织中那些坏*的更多*与打击。同时,就大富管理思想者的立场,出于使命感,我仍然保持了年轻人的直接和真诚:我不打算给一些明显违背管理规律的人与事加分,哪怕他们被某些地区的政府组织给以崇高的、光荣的政治荣誉。
  就此而论,上帝对优秀管理者还是有恩泽的,也在不断地给予我们从容不迫的自信心。我们并非绝对地处于被压制与否定的地位,相反还是可以积极地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行动;甚至,不断发生与变化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在校验我们的判断和方案的价值。
  置身于情感管理氛围,优秀管理者从来都是勤奋的,也始终要做到谨慎。因为,勤劳者未必在所有地方均能获得所有人的欢迎。如果领导核心存在思想分歧,则对组织发展无益,他们不同的手下自然会迎合其阴暗的需求,无处不体现“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犬文化能力。很多时候,确实是有权力的领导带着他的服从者、附庸者做出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这都给优秀管理者带来直接推进战略的障碍,一不小心就跌入犬群陷阱。可见,和透明的理性管理正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做到不信任任何组织内的人,也要做到尽可能的少言寡语。
  而且,我们还要时刻谨记:察言观色、工于心计,是情感管理活动中非最终领导者的基本手段。即便是改变了平均主义的薪酬体系,但在组织内还是保持着“除非上层级的人盯下一层级的人,仍旧没人愿意多做一件事”这一现状,更不要期望他们可能自动自发地改变自身的素养。正如我的老师对我说:“除非你要求,没人愿意做你希望的……”
  龟兔赛跑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正是情感管理的典型代表:兔子总在奔跑,乌龟坐享其成。这充分反映出我们需要掌握情感管理的种种权术技巧,也证明优秀管理者若想出头(获得实施权)必得付出巨大的机会与时间成本。不仅说明很多人的个人命运被操控于老板之手,也说明另一个深刻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问题:此时的优秀,未必不是彼时的落后。真实的原因是:“人本主义”被所谓的领导意志(个人主义)轻易替换,人际关系通过贿赂而获得重新定义。
  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事实上,做个懂权术的乌龟,未必不比狮子更善于生存。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勇猛强大的狮子可以获得


关键词商机